八月的太阳不是红的，是白的，是黑的。
阳光像一条条钨钢丝拧成的鞭子，无情地抽打在倔强地在野外劳作的人们背上。
皮开肉绽。
左向阳小心翼翼地将辣椒树下枯萎的杂草扯掉，再将裂开大口的泥土重新刨松垒成土堆。
每一瓢水都贵重如油，每一滴都得浇在辣椒树底。
该下雨了，再不下雨连辣椒叶都没得吃了。
干舔着盐粒吃红薯，光胀肚子不扛饿。
左向阳取下斗笠扇着风，极力想回忆起过了几天后下过一场暴雨。
一无所获。
曾经的他日思夜想的只有如何尽快离开这该死的红土岭，连一刻都不愿意多留，怎么可能花心思在记忆天气的变化中？
1979年左向阳第一次参加高考，离中专线差两分。
名落孙山。
他是家里兄妹们的老大，按理讲他应该留在生产队挣工人帮助养活一家人，更何况他父亲是煤矿的伤残工人，母亲又常年药罐不离身，但他还是坚持要复读。
第二年他志在必得踏入了高考考场，最后一场物理考试时却因为过度焦虑和闷热导致的中暑送到了医院抢救。
最终高考成绩离分数线差22分。
平时模拟考，物理成绩他没有低于80分。
为了实现他的大学梦，弟弟选择了退学，也不知家里已经揭不开锅的驼背父亲想了什么办法，让左向阳又一次复读，踏上了高考的独木桥。
因为连续两次高考的失利，让左向阳彻夜难眠。
值得欣喜的是，就算这样，他也以超出重点分数线12分的成绩被中南矿冶学院冶炼系录取。
高考志愿是他父亲帮他填的。
作为县里集体制企业群力煤矿的工人，左向阳他父亲认为有着大高炉的钢厂就是天堂。
上大学、大学毕业，最后分配到了他父亲梦寐以求的钢厂——
下属的焦化厂。
还是离不开和煤打交道。
那段时间，左向阳的父亲佝偻的背似乎都能挺得笔直，平常说话都有气无力的母亲发出的笑声隔座山都能听到。
这是他们家最欢乐的时间。
快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
他父母这样的快乐保持了多久，左向阳不知道，反正天天做着和冶金无关，只需要操起铲子将洗净的煤炭抛进焦化炉的他，从没感觉到当工人有什么快乐的。
从此他再也难得回到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每月从他微薄的工资里抽出一半寄回家，他就认为他已经为家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好不容易接班进了群力煤矿当上矿工的弟弟因为瓦斯爆炸去世了，
尸骨未存。
第二年，郁郁不乐，整天在后悔和悲伤中的母亲也去世了，小妹也匆匆地嫁了一个家境尚可的同学跑到西南边境做生意去了。
倔强的父亲驼着背撑着拐杖又多活了几年。
临终前指着屋梁对左向阳说：“你寄来的钱我都用来建房子了，你走得再远，这也是你的家，你迟早也得落叶归根的。”
一回首已是半辈子。
经历过下岗、打工、创业、打工、失业一个轮回的左向阳再次回到村子，躺在自己那低矮的土砖房，看着村民们一栋比一栋气派的小洋楼，心里想着：“如果能重来，我就留下来，再也不考大学进城了。”
一语成谶。
一觉醒来他已经再一次回到了1979年。
……
“多多，多多……”
左向阳一边锄地浇着水，一边将已经晒得奄奄待毙的红辣椒摘下来放进口袋里。
“多多，多多……”
呼唤声越来越近。
那不是小了自己一轮十二岁多的小妹妹左红缨吗？
“缨子，你怎么来了？”
左向阳赶紧跳下一层又一层的梯田，将手脚并用往上爬的小妹妹抱起来问道。
“妈妈……打”
不会吧，妈妈最疼爱小红缨了，怎么可能下得了手打她？
“缨子怎么不乖了，妈妈呢？”
左向阳摘下斗笠，一半帮妹妹遮掩住毒辣的阳光，一半用来给她扇风。
“不，打妈妈，在晒谷坪打妈妈……”
小红缨小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似的，缺了两颗门牙的小嘴巴艰难地将意思表明清楚了。
“谁打妈妈？”
左向阳一听急了，他爸爸今天带着弟弟左向东去煤矿要这个月的伤残补贴金去了，只有妈妈带着妹妹在家里。
“朱国强。”
左向阳听了没再说话，把妹妹放下，跑到自己辣椒地里拎起锄头，跳下来用空着的一只手抱起妹妹就向山下冲去。
生产队的晒谷坪里，个个社员都喜气洋洋。
今天是生产队分谷的时候，辛苦一年了，总算能将工分换成金灿灿的稻谷。
整个大坪里，唯一和这丰收的喜悦不相称的是左向阳的母亲——吴玉春。
她在哭。
一边哭着一边趴在谷堆上疯狂地用双手往自己挑来的竹箩里扒着稻谷。
别的群众没人关注她，只管听着帮助记数的“老牛”喊出自己的名字和工分的总数折合的稻谷数量，称好秤后兴高采烈地挑着粮食回家了。
红土岭大队的民兵营长朱国强叼着用报纸卷的喇叭筒旱烟卷，冷冰冰地看着吴玉春。
等到吴玉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箩筐盛满时，他飞起一脚又把箩筐踢倒在谷堆上，拎起箩筐扔到了坪外。
吴玉春嘶吼着冲过去捡回了箩筐，再一次爬到谷堆上装起稻谷来。
这一次朱国强连装谷的机会也没留给她了，直接伸手将她猛推在谷堆里，堆积如小山的稻谷顷刻就她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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