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郑成功的亲自主持下,“对清经济战计划”的几大要点很快敲定,郑鸿逵在和洪旭,张恢等人确定了具体的细则之后,又迅速拟好了一份最终方案,呈递给郑成功和参谋总部审核。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郑氏海贸”,“山海钱庄”,以及“民政署”,“工商司”,“长江水师”都将参与,特别是“郑氏海贸”和“长江水师”,将在其中发挥最为重要的作用。
而随着“对清经济战计划”的最终方案获批,郑鸿逵和陈六御也立马启程,北上舟山和崇明,军情司在冯澄世的授意下,派出了专人协助,以确保“议和停战”的谣言可以在江南迅速传播。
与此同时,张名振已经从松江,苏州,扬州,甚至是镇江,常州等地乡绅富商那里收到一大笔存银,崇明岛上的“山海钱庄”分号开始发挥作用,江南的白银加速流出。
如今,不仅仅是传统的徽州府,池州府,宁国府等地,江南的各州府在这几年间都陆续卷入了和郑氏的走私中,越来越多的经济作物占领田地,不少地方的口粮都需要从江西等地购入。
而随着明郑有计划的提高了商品的采购量,造成了一种增长会不断持续的假象,那些加入走私贸易的商人在过去几年大发其财,越来越多原本观望的商贾也加入其中。
这也就使得这一年各种出口货物的囤积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规模,特别是那些新入局的人,他们更为狂热地想要从中分得一杯羹,而且往往选择那些物小价高的商品,以谋求更大的利益。
这些都不是明郑商业体系中的关键,也并非老朋友,郑鸿逵对于整垮他们,毫无压力,甚至谁垮了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差别。
毕竟,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掌握在明郑的手中,福建和粤东那一座座投产的工坊,无论是生产效率,还是技术水平,都高于江南。论生产能力,江南只是因为此时的技术水平限制,以庞大的体量占据着一定的优势而已。
但十年之后,或者是二十年之后,当明郑的大学堂,工坊开始在技术上取得决定性的进步,加上管理模式和组织形式的领先,江南,乃至全国的经济形势,必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郑鸿逵主导“郑氏海贸”那么多年,甚至带着水师,亲自下了一趟南洋,但一直到“对清经济战计划”的最终方案形成,他都从来没想过明郑已经有那么大的能量,可以打垮,甚至是主导内地的经济。
要知道,此前郑家再强,也不过是在海上,国姓爷之前,郑芝龙时代,郑家更是主要强在控制了对日贸易,对南洋虽然也有不小的影响力,但还远不到如今的程度,但是内地的商帮和经济,出了福建,郑家的名号就不是那么有用了。
但现在,看着一笔笔关于白银进出的账目,以及各家手中囤积的货物和价格变化,还有常年负责内地采购的“山五商”老人们对于局势的预测,郑鸿逵心中信心满满。
因为今年太多货物囤积,加之白银大幅流出,额度超过了清廷驻军的军费投入,明郑还没开始行动,许多商品的价格便已经开始下行。
而岳乐又在这个时候不断催促,各州府的官员为了保住头上的乌纱帽,不得不严厉考绩,使得一些投入了几乎所有身家,又因为银根紧张,无法周转的小商人被迫低价转售自己囤积的商品。
那些大户在官场上都有人罩着,一开始各州府的官员们也并没有意识到岳乐这个亲汉派,这次玩得比鳌拜还大,都以为对方只是拿那些小商人开刀,许多大户甚至还趁机压价,进一步增加囤积的货物量,想着借机大赚一笔。
这个时候,江南的几乎所有商人都一致认为:上一年在浙东进展顺利的国姓爷会进一步加大攻势,今年必定还是战火纷飞的一年。
而打仗就意味着各处的交往断绝,为了确保海外商品的供应,赚取军费,国姓爷必定会继续加大商品的购买量,甚至是粮食,铁料,棉布等物资,都已经被大量囤积,远超过了江南当地的正常贸易量。
因此,江南各处的粮商纷纷惜售,等待着战争爆发前,来自明郑的大额采购,以及清廷大军入驻之后,新增的需求。
但郑鸿逵很清楚,这里面的各个商帮,甚至是同一商帮之内的各个群体,各个商人,实际上只能在和平时期,一起赚钱的时候和睦相处,团结对外,一旦危机到来,他们的脸将会翻得比任何人都快,甚至不惜踩着所谓朋友的尸体度过难关。
随着长江水师剿灭浙东,长江入海口等地的海盗,并开始对江南沿海加大袭扰力度,岳乐也随即加强了海防,海上的贸易通道因为突发的战事被进一步封锁,“山五商”随即以运输困难为由,缩减了采购的数目和打压商品价格。
毕竟,这个时候,许多走私通道还是畅通的,特别是浙东以及在明郑的控制之下,只是因为运输量有限,难以和此前一样,输出大批货物了。
与此同时,因为战事提前激化,江南各处的不少商人开始抛售海贸商品,购入粮食,铁料,棉布等“军资”,想要以此弥补损失,第一波抛售潮和涨价潮,同时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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