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新提出的条件，已经变为以广宁、辽东为界，这些实际已经是后金的控制区。这个条件相当务实，可以看出皇太极已经迫不及待的希望促成和议了。
然后又对袁崇焕提出“若真诚和好，则以大凌河为尔界，三岔河为我界，此两处之间，留为空地，逃人盗贼易察，不致滋生事端，和好之道得以长久，至於印信事，除封谕外，不得监用等语。既如此令尔铸金国汗印与我。至於以修好之礼相馈财帛，尔等计之。勿待我如察哈尔汗，则我不能允。我之所虑者此也。我愿罢兵，共享太平，乃出於至诚。尔等亦直诚言之。我等双方母得头顶皇天而施诡计也。”
大凌河与三岔河此时正是明清双方的军事分界线，还提出了建立一篇空地作为军事缓冲区。
只要明朝方面给皇太极的抚赏银高于察哈尔汗，并承认皇太极为一国之汗王，“铸金国汗印与我“，基本就是仿俺达封贡。
这个条件正是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自反明以来，一直希望获取的实质性地位。
后金希望成为独立的国家，但是毕竟明朝势大，仍尊明朝为名义上的君主，成为正式获得明朝册封的汗王，并纳入明朝朝贡体系。
然而这个条件仍然被袁崇焕用辽东人希望复先人之地为由拒绝。
奉帝命巡边调兵之兵部尚书袁复书於汗陛下。汗致书遣喇嘛来，以追述前好。再者，书有仰赖皇天，和好相处一语，唯鬼神知之。我国幅员九州，即失一辽东，何足为惜。况其地原非汗所有。辽东人西来，而其填基均在於彼，我强压其思念先骨之情，可乎？亦不合众意。止有受而不可言，故未奏帝知之。至礼遇往来之人，为尔国尊卑之故。我皇上宽宏明智，从不分尊卑。汗若以名誉为念，治理一切事务，以道义为规矩者，则尔自去察哈尔腥臊也。即使中国亦以礼义相待耳！至封印之语，皆非一言可尽者也。
这一次袁崇焕的拒绝令皇太极非常愤怒，尤其是袁崇焕说，故未奏帝知之。
于是皇太极回信说：“尔国官员文士，均可向尔帝进谏也。承蒙天恩，为一国之君。尔等不纳我言，高视尔帝如在天上，内臣等则自视其身若神，以不可奏闻於帝，亦不合众臣之意为辞，不令我信使直达京城而遗还之，竟达两载。较之大辽欺金殆有甚哉。此亦天理耳！我岂能强令修好耶？”
皇太极认为正是袁崇焕这类官员，拒绝将后金议和的意思禀告给明朝皇帝，此时的皇太极已经开始放弃与袁崇焕议和，开始谋求军事行动。
天聪三年七月十八日，皇太极发出最后一次议和信表示出了军事威胁“我若欲和好，而尔不从，致起兵端，尔民被诛则并非我诛之，乃尔自诛之也。我诚心和好，尔自大不从，谅天亦鉴之，人亦闻之矣！”
这一次袁崇焕的议和把戏有点玩脱了。
准备了不到3个月，十月初二，皇太极率军西征蒙古，然后由蒙古苏布地为向导，自蓟镇入寇，直扑北京，这就是著名的己巳之变。
皇太极单方面认为，正是明朝臣子不肯将议和的内容上报给皇帝，因此他决议打到北京城下以将议和之意陈达。
在清军大军打到通州时，皇太极令清军广撒议和信“传谕各城堡曰：“金国汗谕绅衿、军民知悉：我国向以忠顺守边，叶赫原属我国。万历帝干预边外之事，离间我国，分而为二。曲在叶赫部，而强为庇获；直在我国，而强欲杀害，属肆欺凌，致成七大恨。我知其终不相容，遂慎而告天兴师。天以我为是，先赐我河东地方。父汗仍欲修了，遣人致书讲和，而尔国不从。继而天复赐我河西地方，仍屡遣使讲和。天启帝及崇祯帝，复行欺凌，命去金国皇帝帝号，禁用自制国宝。我亦乐於和好，欲去帝称汗，令尔国制印给用，又不允行。故我复告天兴师，长驱至此，破釜沉舟，断不返还。”
都能看出皇太极还是很执着于议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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