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海禁最严格的永乐朝，小商民也可以选择参与官营贸易。
到了正德朝开放异国与明朝的私人贸易，小商民更是可以在外国船上门交易时，与其进行贸易。
而这种贸易形式容易管理，在洋人为大清管理海关用火轮船打击走私之前，一直是唐宋元明清各朝贸易收入绝大部分的来源。
但是中等商民在明朝生活似乎不如在大清。
明朝限制商民出海，后来隆庆开海，亦不过开月港，每年发放船引88引，后来增加到110引。
当然，110引船引实际上不少。按《乾隆十七年（1752年）三月一日阿里衮奏折》说：粤海一关，内河外海，口岸繁多，商舶番船，货物纷杂……海关税银，全赖洋船出入，历年多寡不一。大概每年内地商船出入海口者，约自二十余只至三十余只不等，外夷洋船，约自十余只至二十余只不等。
广州海关每年交税给清廷的船只，在乾隆十七年仅有20到30艘。
康熙曾经说过：以苏州船厂每年造船出海贸易多至千余艘，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二十六日，命出海船只不许多带口粮，于海坛截留出南洋船只。
并渝：“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康熙）逆料之言”。
出海商民愿意纳税的也是少之又少，绝大部分选择走私。
这也是为什么重商的宋元仍然收不到多少商税的缘故，南宋初期算上摆地摊等人上门，总共收到的也只是100万两。
据说占南宋岁入20%，即便考虑到宋时候银子比较值钱，也是很少的。
至于宋为什么岁入经常出现几千万贯、上亿贯之类的奇葩数据，那是纸币本位下通货膨胀闹的。
大元还曾经岁入几十亿贯过，而赫德打理大清海关用火轮船抓走私之后一年能收上2000万两更说明了这点。
但是比起大清的对于商民出海，除了年限之外不做限制，限制年限是因为大清很畏惧汉人在南洋建立势力，深恶痛绝，见到汉人势力扩张就恨得牙痒痒。
大明这110船引好像还是少了点，之前更是连110船引都没有。
嘉靖朝朱纨严厉打击走私，被浙江福建士绅发动在中枢的势力攻讦，被迫自杀，闽浙士绅并不愿意开海。
在海禁的前提下，有官僚支持的走私商人没有被朝廷打击的风险。
而没有官面背景的走私商人有这个风险，虽然很小，明代海禁绝大部分时候执行上很宽松。
这样的情况，对于缺乏背景的中等商民是不利的。
一旦开海，中等商民就能和官商勾结的巨商进行相对公平的竞争了。
闽浙地区以富庶著称，在宋元两朝，其富民长期逃避税役，勾结官僚，使得国库空虚。
明初开国，朱元璋曾经对闽浙地区的富民进行打击，但治标不治本，其地的士绅势力很快又崛起，影响朝堂。
所以明朝开海进程的缓慢，以及隆庆开海的有限性，与这些闽浙富民的操纵，当然是分不开的。
清朝土地兼并历朝历代第一，而晋商也在清朝过得犹为滋润。
尤其清代后期，大行捐纳制度，富与贵密结合，影响力量趋强；遂使平民向上流动机会大减。
可见闽浙士绅在清朝影响力下降，乾隆皇帝宁愿给广东士绅面子，改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
由于闽浙是清军南下中所经过的最富庶地区，而开国时清军基本上是没有军饷的，军纪极劣，在闽浙地区进行了极为残酷的大屠杀。
康熙朝为了对抗明郑，又实施了迁界禁海，造成巨大的破坏，勒期仅三日，远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骑即至，一时跄踉，富人尽弃其赀，贫人夫荷釜，妻襁儿，携斗米，挟束稿，望门依栖。起江浙，抵闽粤，数千里沃壤捐作蓬蒿，土著尽流移。
这些活动，造成了民间对于清廷的仇恨。
所以后来，清廷对闽浙地区的士绅并不信任也是情理之中。
广东士绅取得清廷信任，就证明广东人在明末不如闽浙士绅有骨气，抵抗少。
不然，广东民风彪悍，在明末表现得尤其有骨气，李定国与清廷便多次拉锯于广东。
于是在明末清初遭到的破坏，更加惊人，如尚可喜屠广州，据说一次就屠杀了八十万人。
因此，广东士绅在明末清初几乎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新产生的士绅阶层，许多都是尚氏集团的残余，是由尚可喜集团及清廷扶持起来的。
这无疑也是广州十三行能够得到清廷信任的理由。
明朝限制商民出海，是损害了中等商民的利益。
而广东十三行的存在，证明在清代，官商勾结的巨商已经不满足于和中等商民争利，他们更是将手伸向了陆上与外国商船的贸易，通过寻求代理官营形成垄断，使得无力出海的小商民之生计，也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这个情况在乾隆改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之后更加明显。
广州贸易的繁荣，是以牺牲沿海各港口的贸易作为代价取得的。
中国各地的产品不能就近运往便捷的港口，而必须远途跋涉运来广州，增加了商品的运输费用。
从全局看，显然有损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清代海盗中出身底层者多，实是因为乾隆改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之后，底层商民无力从各地转运货物到广州港与外国人贸易，无以为生，不得不出海为盗。
然而到了清朝，全世界都进入了殖民时代，南洋贸易份额也逐步被欧洲殖民者控制，自然与欧美国家的海贸就成为了海贸的大头。
四口通商变为一口通商，对于底层商民的生计没有影响，绝对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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