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集中反映在最后一集的“江山之论”上。海瑞论江山，重在江山的关系上，也就是君民关系，他强调君舟民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而嘉靖论江山，则重在江的分类，论黄河长江，也就是何谓治官，如何治官。
还有一点可以体现的，就是赵贞吉对海瑞的态度。赵贞吉不喜欢这个下属，根源也在于这里。海瑞的眼中，是君出于民，无民则无君。他忠君，是因为只有君才能保国安民。假如君不报国安民，那就逼着他做。赵贞吉则不然，民自然要保，但只有先保君，才能保住民。假如君都没有了，朝廷彻底完蛋了，还靠谁来保民？
简单来说，这就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海瑞认为民贵君轻，民在君前；而赵贞吉认为君本民末，民在君后。
如果要从理论角度来说，就是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说的“屈民以申君”。
如果要通俗些，那么就是《铁齿铜牙纪晓岚》里，和珅与纪晓岚的“救民救官之辩”。
嘉靖是个绝顶聪明而又要面子的人，他精通韩非子的“道法”思想。如果没有官，那么他这个皇帝是无法治理百姓的。一个无法治理百姓的皇帝，实际上就不是什么皇帝了。老祖宗朱重八杀了十万官员，废了丞相，累得死去活来，不照样还要开科举选人当官？因此，嘉靖秉持着“治民先治官”的原则，只有先把官员们玩顺了，才有可能当稳这个皇帝。
毕竟大礼议、杨廷和这些前车之鉴给他的教训实在太深刻了。不把官治好，爹妈都认不了。
嘉靖治官从宏观上看，是操纵平衡之术，先让严党与清流斗，严党倒台了再扶持陈洪与清流斗，然后维持平衡。实际上嘉靖在具体操作上，是“因利势导”的方式。他要让官员见利而明害，见害而知利。当官员遇到危险了，要给官员利益使他们敢于直面危险，不使他自己以身犯险。当官员看到利益了，要用权势使他明白利后面的危害，不使官员得寸进尺。
如此看来，司马迁写《史记》，将老子和韩非列在一起，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嘉靖这种“帝王心术”不能放在台面上说，所以他仍旧强调传统儒家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实际上，早已变成了“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
嘉靖对此心安理得，因为自打秦始皇以来，无人不是这样，只是程度深浅而已。
海瑞看中这点，用《治安疏》一把揭开这种假面目，也揭开了所有官员的假面目。
后世的鲁迅用一句话来概括海瑞的心境，那就是，自古以来，便对吗？
但问题恰恰在于，倘若不对，又何来自古以来一直如此的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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