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其东印度公司多次改变对华贸易形式。
1728—1734年共有9艘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从荷兰直接驶往广州，其总货值为2533359荷盾，白银占96%，即2432024.64荷盾的白银，约合700871中国银两。
173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放弃从荷兰直航广州，改采荷兰—巴达维亚—广州三角贸易，每船30万荷盾的投资，部分白银，部分货物，由于该形式的贸易耽搁时间较长，影响从中国茶叶的新鲜程度，难以在欧洲市场上与其他国家公司竞争。
1757年后荷兰东印度公司重开荷兰与中国之间的直航贸易，每艘荷兰商船携带30万荷盾的银元前往中国购买茶叶等商品。
基本上可以说在18世纪荷兰输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在1600万两以上。
从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的1602年至1689年的87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商船直航中国。
1689年至1728年的39年中荷兰则放弃直航，而改由中国商船将中国商品运至巴达维亚。
1602年—168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每年派遣的商船数量按照1728—1794年平均年派遣商船即3.5艘计算。
由于处于中荷贸易初创时期，其贸易量肯定不如18世纪，相当于18世纪的三分之一，即每艘商船携带10万荷盾银币，那么此87年中输入中国的白银为4350荷盾，约合877万中国两。
从1689年至1728年非直航时期，中国商船携带中国商品进入巴达维亚，在销售商品后，还会购买一些当地产品，所以回程携带的白银应该不多，为了避免过高估计白银流入量，我们暂且不将此段时间的白银流入量计入总数。
从1602年至1794年是中荷贸易的黄金时期，在这将近200年的时间里，荷兰共计输入中国白银2500万两左右。
英国1637年首航广州，开始与中国的贸易。
17世纪中英国对华贸易额很少，英国东印度公司1677年输入白银4778两、1681年输入37500两、1682年输入84000两、1698年输入60000两、1699年输入79833两，5年平均输入53222两。
1637—1699年的62年间白银年平均输入量是53222两，则17世纪英国输华白银仅330万两左右。
在1700-1753年间，英国共运白银19440448两到中国。
1637-1799年英国共计向中国输入白银56637003两！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3.1亿两。
这是一个大概的数，实际上肯定不止。
一定是大于这个数的。
同时，欧洲其他国家，如法国、瑞典、丹麦等，在此一时期也开展对华贸易，使用白银购买中国商品。
它们在18世纪共向中国派出商船466艘，输入白银总数达38536802两。
除此之外，美国于独立战争胜利后的第二年，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派遣第一艘商船“中国皇后号”来广州贸易，但在18世纪美国基本靠西洋参和皮毛支付中国商品货值，输入白银较少，19世纪以后才开始大量输入白银，因此可以忽略美国输华的白银量。
日本输入的白银量是不能忽略的。
日本在明后期，1567-1644年，共计输入中国2亿两白银，用以购买丝织品、瓷器、日用杂货等。
自明后期（1567年）至18世纪末的233年间，从欧洲、美洲、日本等地输入中国将近5.5亿两白银，即超过2万吨。
这2万吨到底值多少钱呢？
根据2016年10月3日国际白银价格，每盎司19.2美元计算，2万吨白银合美金13545201400.5837元，即135.45亿美元、903.25亿元人民币。
在明后期至清中期的这233年中，每年外国购买中国商品而输入中国的白银达236万两之巨！
明代中国国内白银的开采量。
明代276年中，中国国内总共开采白银仅23353326两，年均开采量仅仅8.46万两，尚不及海外白银输入量的一个零头。
明后期至清中期，1567-1840年，不但不存在长时间的闭关锁国，中国海外贸易反而持续繁荣，历经三代欧洲强国，而且均保持了巨大的贸易顺差。
在16-18世纪重商主义盛行时期，白银的巨量内流，说明直至工业革命前夕中国的工业，特别是丝织业、瓷器业、制茶业生产，就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来说，仍居世界一流水平。
后世有很多历史学家及部分爱好历史的普通公众已经认识到这一点。
但他们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白银大量流入这一流通领域的现象之上，没有看到在白银背后中国强大的工农业供给能力才是支撑这一现象的本质。
而近代世界经济体诞生的真正动力，也正是在于白银国际大流动背后所隐藏的中国与西欧实体经济中供给—需求的整合与交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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