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有后台的商户，他们可不敢伸手要钱。
大明到后来财政破产，其实跟他们差不多，有根基、有后台的大商人、大地主，朝廷想收他们的税是不可能的。最终只能可着百姓和那些小商小贩们的羊毛，使劲薅，涸泽而渔。
穷的越来越穷，而富的越来越富，朝廷竟然毫无节制、平衡的手段。
却说王勤，虽然不清楚张璟的具体打算，但作为一个贪官，被上司不轻不重的敲打了一番，自然是做贼心虚。
回到自己的值房后，王勤坐立难安。说他是主谋，倒是抬举了他，各地私设关卡，谁还通知他一声吗？怎么可能。
不过他是车驾司郎中，管的就是河务，发现问题不去解决问题，反而利用手中的职权，与这些人沆瀣一气，这就不应该了。
尽管王建从中收不到多少钱，但他的这种行为，却让朝廷的权威尽丧。不要说什么大家都这样，我王某人不过是上行下效而已。
我王某人的前任这样干，为何我王某人做不得？和尚摸得，贫道就摸不得了吗？没有这样的道理不是。
站在王建的角度，似乎也有点道理。大家都这样做，我又无力改变什么，所以只能随波逐流了。
这种想法对不对？肯定不对啊。还是那句话，这不是你摆烂的理由。
算了，打住，打住，本来想扯几句某魔都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呢，算了，别再给我屏蔽了。
先说说精致利己主义者这个概念，出自钱教授（大家可以自己搜索），这种人一切以自己为核心，以满足自身为目的，做事之前首先考虑这件事是否对我有好处，如果有好处，那么我才去做，如果没有，那么对不起，这件事与我无关。
王勤正是如此。本来应该整顿河务的他，却发现若是自己贸然去整顿的话，肯定会得罪一大批人，这种对他自己没有半点好处的事情，他当然不会干。不仅不会干，还想着掺和上一手，正如前面所说的，和尚摸得，贫道为什么不能摸？
至于能不能出事，在他看来，这么多年都过来了，也没见谁追究此事，即便是于少保掌管兵部的时候，不也没什么事儿嘛。
若不是张璟来南京兵部任职，这事儿也就这样了，没人会去关运河上到底有几道关卡的，说白了，有些事情，不是当权者不管，而是他们压根就不知道。
若非张璟有北镇抚司的密探替他把整个南直隶给查了个底掉，他也未必能知道。他在运河上都跑了三趟了，除了恰好遇上胡忠狗仗人势，堵了运河一天之外，其他除了官方的钞关，真的是一个额外的税卡都没遇到。
这些人可个个都是人精，谁在运河上经过，都是门清，自然不会去捋虎须。
来来往往的朝廷官员们，位高权重的遇不上，至于那些被盘剥的芝麻官们，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呢？即便是递上了折子，大概率也是在通政司那关就被刷下去了，根本呈不到御前。
就如张璟，若不是有北镇抚司的密探提供情报，他也是不会注意此事的，那么多公务都忙不完呢，哪里顾得上运河上到底有几道钞关？
这并非怠政、懒政，做到张璟这个位置的官员，要适当的抓大放小，无论什么事儿，都要有个轻重缓急，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后果只能是啥事儿都办不成。
王勤犹豫了半天，终究还是没好意思去找俞纲，倒不是他不想去找，对于王勤而言，不论是谁，只要有一线希望，他都不会错过。
但俞纲不行，首先俞纲一直都是兵部侍郎，也就是前任尚书陈纯致仕后，才代理了几天的部务，但没过多久，张璟就来上任了。
加之俞纲此人虽然是个好好先生，但此人为官清正，却是看不上王勤这种人，王勤若是贸然去俞纲哪里求救，怕是会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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